当代中国文学对中国作家和它的读者来说，不止是一个一波三折的往日的旧梦，同时它仍是一个不能忘怀又值得不断重温的过去。作为当代中国对梦想追寻的表意形式，它也完整地体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历程。因此，当代中国文学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作家的心灵史，又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历史精神在作家心灵中的投射。这二者的关系是如此地复杂，它们时而交织纠缠，时而疏离背反，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角色定位和文学自身的特性宿命般地规定了这种矛盾的无可避免：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使作家既生存于经验的世界又想象于超验的世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为作家的创造性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文学活动是自由的；但是，作家作为具体的人，他又必须现实地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心灵的自由又不可能没有限度，不仅在新中国存在着这样的规约，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亦早为经典作家所认知。法国波尔多文学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罗尔贝·埃斯卡皮在三十多年前就曾指出：作家“在还没有动笔进行表达尝试之前，作家的意识和作品都已像张满的弓箭那样，准备射向对方。设想是这二者意识的会合处，而此时社会学的考虑要胜过心理学的考虑，因为要让设想得以实现，作家就应该从表达和内容中着手使之具有一个辩证的结构。传统的发生学的批评家们仅仅注意到‘形式’和‘内容’的初期对峙，而没有看到……作家应该在语言的言外之意中考虑问题，以便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在历史的告示之前，还得在内容的随意支配性上考虑问题，以便在历史环境的结构网前提出他对世界的独特看法。”任何人包括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同样不能超越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作家的有限性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其充分。超越，是一种只可想象而很难实现的愿望，它所有的可能性只存在于语言叙述中，它如何实现却没人能表达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超越”是难以实现的。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如果把作家心态的全部复杂性完全简单地归结于历史精神的制约或作家“进”与“退”的选择，也只是涉及了问题的一半，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来自于作家的自身，尽管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但忧患情怀的传统仍促进他们情不自禁地以文学作为手段积极地介入社会，忧患感并没什么过错，但不适当地夸大文学改造社会和灵魂的作用，自认为肩负着社会的重大使命则大可议论。历史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读者逐渐疏远了严肃文学，以“文化英雄”自我定位的作家不再被英雄般地关注，身负使命的人深怀一种被抛弃的精神恐慌。“人阔脸变”的读者成群结队地拥向了街头书摊，低俗读物惊人的发行量使严肃作家的自尊遭受了严重的挫伤。在一般的意义上说，作家心态的变化原本是正常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过存在于一个其历史已被决定而且继续变动的处境中”，“每一阐释的真确性”被不断受到怀疑，真实的世界和我们已知的世界存在着先在的偏差和区别。但是，我们发现，当“一体化”的文化环境解体之后，作家无法找到新的、相对稳定的思想资源，向西方新潮理论、观念、形式的开发，一时蔚为大观此起彼伏，人们缺乏应有的慎重，一切都被花样翻新又语焉不详的话语策略掩盖了。这一状况在历史上亦不鲜见，五四时代的大师们对西学曾逐一翻检，但了解到什么程度则很难说。因此“城头变幻大王旗”，信仰与主义不时变化便不足为奇。“人们往往从西方传入的最新文化、最新思潮中，抓住其表面的‘符号’，甚至来不及弄懂其本来意义，就凭着一种热烈的主观愿望和皮相的了解”迅速得出结论“并且转化为最坚决的实际行动”。对西学了解的肤浅并急于应用实践不幸被我们又重复了一遍，我们又一次进入了新潮与主义的时代，不日翻新在相互颠覆中加速了枯朽的频率，表面上这仿佛与民办文学有了对应性的关系，走向了“与世界对话”的时代，但就其心态来说，一浪赶一浪的超新大战仍未超出进化论的思想范型。
在不断的自我颠覆中，文学表面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在不间断的狂舞中，作家逐渐疲惫不堪，气浮心躁，仿佛是旷野中的游魂，既无目标亦无归宿，精神世界的苍茫时分在世纪之交如期而至。在普遍意义生存太久的人，一旦精神无所凭藉，“他也就失去了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一种他个人无价值的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如果个人要想成功地发挥作用，就必须缓和这种感觉。”我们必须熟悉“自由”，让脆弱的内心世界强大起来，建立文学的独立言说的传统，我们得有勇气承受现实的迫力，就是“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这个“新的意义”就存在于社会现实和有作为的文学家顽强的探索和奔涌的想象之中，它迟迟不临但终会来临。
半个世纪来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及作家心态的起伏变化告知我们，这一目标的实现是艰巨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当代中国文学对下述几个问题的思考或坚持就不是可有可无的。
第一，文学应当坚持理想精神。它应该对中国乃至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给予关切、探索、思考并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而投入积极的热情，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他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和义务，在文学的娱性功能之外，也同样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藉慰和照耀。当然，在理想的精神背后，它不隐含任何神学语义，它不具有宗教教义的功能，因此并不实行对人的精神统治，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显示，同时也昭示人类创造力的想象力的无限可能性。现实世界通过作家心灵的感知创造出“第二现实”，因此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都必将隐含或体现他的品格及操守，理想精神的坚持是作家作品持有严肃和真诚的必要条件，它暗示作家持久地走在纯正的艺术之路上。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文学者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因此“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
第二，“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这一“有用”的理解不是文学的功利用意，不是对社会各种潮流的及时、形象的阐释或迎合。我们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贡献，但文学的这一作用和贡献于社会来说“是缓进的、永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文学曾有过的急切的功利用意误解或损害了文学有限的作用，它把文学的功能夸大到了不适当的地位是错误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极端，将文学看作是与社会无关或不必考虑文学的社会功用，它仅仅是作家个人的观赏之物，可以对社会不履行任何承诺，这同样是有害的。
第三，作家应持有相对的独立性。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已经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对于社会潮流的轻易追随，用文学的形式迎合于社会的短暂需求，不见得就一定能够取得积极的作用，有时它甚至会走向作家愿望的反面。因此，既介入于社会潮流之中，又独立于社会潮流之外，以作家良知和智慧独立地思考、判断，在文学特性的范畴内对社会问题和潮流予以回应，才能履行作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使作家的身份在自己的领域内获得确认。这样作家才会拥有。
第四，宁静、沉稳的理性心态。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表明，作家的心态是浮躁的，社会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魂不守舍的焦虑。追随感虽然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作家对公共事务介入的热情，但它却伤害了作为文学家沉稳、宁静的理性思考，使作家堕入一种简单的“应声”者的地位。因此，作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任何公共事务都及时地作出回应，他应当在自己的位置上寂寞地坚持，以更为博大的、成熟的、智者的姿态凝望世界并给予回应。
这自然也是一种“理想”。然而，当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和作家心态的变化做过考察之后，我们亦只能以“理想”的方式对未来作出如上企盼。这一用心的不难理解就在于：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当代文学能够更健康地发展，并在自己的位置上放出应有的光彩。
